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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北復樂園

無家的,有了安樂窩;無路的,成了康莊大道;無水的,有了自來水……黔西北人在這片號稱苦甲天下的磽薄之地魔術般地重歸樂園。

作者:知名媒體人 肖郎平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1-14

威寧鹽倉鎮百草坪是烏江源頭,80年代這裏被開墾而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如今草原又被修復了。.png

威寧鹽倉鎮百草坪是烏江源頭,80年代這裏被開墾而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如今草原又被修復了


黔西北的脱貧,無疑是中國脱貧攻堅戰最好的縮影。

這不是誇張。

貴州貧困人口長期佔全國十分之一而直接影響脱貧大局,正所謂“中國脱貧看貴州,貴州脱貧看畢節,畢節脱貧看威寧”;而且,貴州的發展成就被稱為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大踏步前進的一個縮影,脱貧當然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黔西北脱貧,不僅是世俗意義上重塑幸福家園的歷史時刻,也是思想上重塑人和樂園關係的世紀命題。看起來,這更是一個西式復樂園故事,區別在於,這不是傳説而是現實。 


苦甲天下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裏,西海固成功塑造了“苦甲天下”的形象,事實上,這取決於傳播的影響力。在貴州,一樣有“苦甲天下”的地方。

1985年,新華社的一份內參驚動中南海。

內參反映,赫章縣有12000多户農民斷糧,少數民族十分困難卻無一人埋怨國家。在海雀村,“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乾的骨架支撐着腦袋。她家4口人,丈夫、兩個兒子和她,全家終年不見食油,一年累計缺3個月的鹽,4個人只有3個碗,已經斷糧5天”。儘管如此,衣不蔽體的安美珍還是責怪自己無能。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同志批示:“有這樣好的各族人民,又過着這樣貧困的生活,不僅不埋怨黨和國家,反倒責備自己‘不爭氣’,這是對我們這些官僚主義者一個嚴重警告!!!請省委對這類地區,規定個時限,有個可行措施,有計劃、有步驟地紮紮實實地多做工作,改變這種面貌。”

海雀村的淒涼,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高層關注畢節市乃至貴州全省貧困問題的契機。

1988年,畢節市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元,超過一半人口處於絕對貧困狀態,人畜混居現象普遍;森林覆蓋率僅14.9%,一半以上土地遭受水土流失破壞,裸石山地230多萬畝。

為了破解畢節市“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難題,1988年6月,在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的倡導下,經國務院批准建立了“畢節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

當然,當時貧窮在貴州是普遍性的問題。水城縣某村民組,9户45個人僅有土碗20個;最糟糕的一家6口人才1個碗,全部家當僅值二三十元;有的農户出現賣兒女的現象。

1993年,貴州省政協、省民委組織的“麻山在呼喚”調查發現,麻山區域的20多個極貧鄉鎮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年人均口糧不到300斤,不少赤貧家庭全部家產不值100元,只有3個碗的家庭依然存在而且不是個案現象。同樣,在麻山赤貧家庭也有賣掉兒女的個別情況。

作為對比,1993 年全國職工年均工資3236 元;上海市年均工資為5652元,月均471元;內陸鄉村教師月工資200元左右;而珠三角農民工月薪少則七八百元,多則上千元。

貴州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麻山、雷公山、月亮山、烏蒙山等山區。然而,就行政建制區而言,黔西北的畢節市無疑是貴州最窮的地方;而威寧、納雍、赫章、七星關作為黔西北的西北尤其窮,號稱“納威赫,去不得”。

畢節市人口全省最多,常住人口多達660多萬,户籍人口則超過900萬,而人均GDP長期以來居全省倒數第一;其下轄的威寧自治縣,是全省人口最多的縣,同時也是人均GDP全省倒數第一的縣。

民間諺語稱,“黔西大定一枝花,威寧畢節苦蕎粑。”這裏的畢節,是指原來的畢節縣,後來改名為七星關區。其實,這則諺語別有涵義,“一枝花”原本是説國民黨時期黔西大定(大方)兩縣盛產鴉片,而“苦蕎粑”原本也是有名的地方小吃。有趣的是,人們慢慢地就忘了諺語的本意,苦蕎粑的“苦”似乎成了苦澀貧窮的滋味。

在最近的幾年中,記者數度出入畢節各個貧困縣。今年的夏季,又特意選擇了七星關區、赫章、威寧最外圍即滇黔川交界的地帶,4次往返行程萬里,深入3省10個縣交界的旮旯中一探究竟。

巧的是,記者這幾年來集中走訪報道烏蒙山片區、武陵山片區、滇黔桂石漠化片區3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客觀地説,就記者目力所及,黔西北尤其威寧確實是貧困問題最突出的區域。


復樂園

今天的西海固人,在苦惱中透露一種別樣的驕傲—不想再戴苦甲天下的帽子了。同樣,黔西北也將脱掉苦甲天下的帽子。

選擇黔西北最邊緣地帶的採訪路線,是想通過一般人忽略的路線來檢驗最窮角落脱貧實際成效究竟如何,同時,也避免聯合國反貧困經驗中指出的柏油路效應—離大路近的地方得到更多乃至多餘的關注。而所見所聞證明,或許仍有不足,但沒有被扶貧遺忘的角落。

根據官方公開數據,從畢節試驗區成立到2013年累計減貧476萬人,仍有166.58萬貧困人口。2014年年末,貴州全省貧困人口793萬人,全國為8249萬人,貴州貧困人口占全國比例為9.6%,數量居中國第1位。

也就是説,如果以2014年全國推行精準扶貧的基數為準,至今,畢節市減少的貧困人口在全省九個市州中佔了21%。

站在海雀村觀景台上眺望,蒼山如海松濤陣陣,白牆藍瓦的房子排列有序,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過1萬元。只有村裏陳列館中的影像,還在用粗暴堅硬的悽慘提醒來客,這裏曾經有過無法想象的貧窮。

海雀是高寒地區,但有些人曾經連禦寒遮羞的衣服都沒有,甚至全家僅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村支書文正友説,“現在如果不説的話,分不出來誰是苗族,都是一個樣子。年輕人一天換好幾套衣服,觀念變了。”2020年端午節那天,記者發現,村裏不少孩子穿着新衣服,7歲的王英萍穿着繡得非常精美的紗裙, 6歲的王靜和妹妹穿着同款的黑白條紋套裝。家長説,有條件了,端午也要穿新衣服。

苗家人也過端午。只不過,他們基本家家燉雞湯卻沒看到粽子,也許是過去山區連水稻都吃不上,燉雞成了文化調適的替代品。在海雀村這樣的高寒地帶,原本也沒有魚,端午那天有的村民卻買了幾條魚張羅着去山上燒烤。

其實,石門坎才是貴州貧窮代名詞。它在近代的名氣遠遠大於海雀,也正因如此,它的貧困一直引起海內外更強烈的關注。

石門坎是貴州的最西北角,號稱黔之天末。儘管如此,據説百年前海外來信只要寫上“中國石門坎”這五個字就能送達。它之所以如此聞名遐邇,和近代傳教士柏格理的活動有關,這裏一度創造近代西南地區教育的輝煌記錄。到解放前的40多年中,石門坎光華學校培養了4000多個小學生、30多個大學生和4名醫學博士,其中兩個博士來自石門鄉。

近代的輝煌,反而讓一些人產生失落感,甚至有人以此攻擊政府不如柏格理。然而,石門天翻地覆,既決戰脱貧決勝小康,又實現教育崛起,這是一次新的歷史突破。

久違的博士又回來了,石門已畢業和在讀研究生有7個。全鄉義務教育在校生有4000多人;每年100多人被二本以上高校錄取,目前在讀大學生約400人。

石門一度是個交通死角,到縣城需要四五個小時。高速通了以後,到威寧80分鐘,去昭通40分鐘。內部公路也暢通無阻,農民買車的積極性很高,新營苗寨2015年只有兩輛農用車,2019年增加到20多輛。

石門之夜,不再沉寂。2017年城鎮化建設基本完成,原來只有鄉政府舊址外一條500米的路有燈光,如今3000米路網全部亮起太陽能路燈,從昭通機場起起落落能看到石門夜景。

1916 年,石門坎《溯源碑》記錄苗族苦難稱“變成了荒野的人,住在高山森林中,國家和政府沒有哪個管”。而現在的石門,無論是引以為傲的教育還是交通或者村容都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這一切緣於政府巨大的投入。

如今,被貧困户豪華裝修嚇一跳,會成為網絡上的熱點話題。其實,在黔西北最邊遠的地方也會遇到這種嚇一跳的情況,滇黔川交界處的雞鳴三省村就是其中之一。初入村裏,有些房子體量超大裝修豪華令人驚訝,看到門口貼着貧困户信息卡更是大吃一驚。

仔細瞭解下來,前些年這些家庭確實是貧困户,還發生一個啼笑皆非的插曲。我們在村口遇到一位去打豬草的老太太,她説兒媳嫌窮丟下小孫子跑了,一直抹着眼淚,令人心生悽然。可是,到了他們家一看,金碧輝煌的大門,金獅子雕塑蹲在門口,振翅欲飛的鴿子雕塑裝點着欄杆,哪有貧困跡象?原來,這幾年發展旅遊徵地,村民拿到補償款後大興土木。

都説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在七星關區普宜鎮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裕民小區,57歲的項國慶為我們展示瞭如何用竹籃打水的智慧。

他的老家非常缺水,山高坡陡,牲口也派不上用場,只能靠肩挑背馱。水裝在三四尺長的塑料袋,紮緊袋口放入竹簍,比水桶、水罐更加防撞防摔。6公里山路往返兩小時,女人體力不足只能背一趟,只有男人才能連續背兩趟。

竹簍又高又大,項國慶兩口子身高不到1.5米,在竹籃前顯得更加瘦弱矮小。項國慶年輕時一次能背100斤,也試過想少跑路多背點水,“逞能也不行,摔過無數次,渾身都是傷”。老兩口肩背都傷痕累累,一遇到天氣變化就會疼,而現在搬遷房有自來水,“再也不為吃水難煩惱”。

無家的,有了安樂窩;無路的,成了康莊大道;無水的,有了自來水……黔西北人在這片號稱苦甲天下的磽薄之地魔術般地重歸樂園。

然而,要説黔西北土地磽薄,似乎有點怨天尤人的味道。事實上,苦不是與生俱來的,對人如此,對大地也如此。

人們曾經虐待這片土地而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人們也曾經清醒地認識到這是恩格斯所説的“大自然的報復”,結果是,近二三十年來,人們重新在這片土地拯救大自然同時也拯救自己。

試驗區成立30年來,畢節累計治理石漠化1367.9平方公里、治理水土流失近9000平方公里、造林2013.4萬畝,森林覆蓋率從14.9%提高到52.2%。

的確,行走在黔西北,曾經滿目荒涼的山坡如今都變成了松杉為主的人造林。站在赫章可樂鎮盤旋往復的山路上,腳下是被疑為夜郎古都的可樂考古遺址,躍入眼簾的是黑森森的烏蒙之巔,心裏會浮現一種這才是夜郎王國應有氣象的詭異感受。

幸運的是,黔西北人醒悟還算及時,而沒有讓夜郎古國淪為黃沙漫漫的樓蘭古國。人們得以重建樂園,而非流離失所,不知所蹤。

政府的通報稱,畢節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普遍貧困到基本小康、生態環境從不斷惡化到明顯改善的“兩大歷史性跨越”,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一個奇蹟,成為貧困地區脱貧攻堅的一個生動典型。 


黔西北不僅僅實現了人的脱貧,也實現了生態的修復,這是一個真實的復樂園故事。圖為幾位少年在威寧草海邊無邊的蘆葦蕩中享受陽光。.png

黔西北不僅僅實現了人的脱貧,也實現了生態的修復,這是一個真實的復樂園故事。圖為幾位少年在威寧草海邊的蘆葦蕩中享受陽光


悲壯的牛欄江

威寧太大,人們總以為它是貴州距離天空最近的高原之巔;石門坎光芒太耀眼,人們總以為它能代表威寧。只有遇見牛欄江,人們才會明白,威寧也有低海拔的酷熱河谷,而那裏的貧困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裏地貌極其酷似險峻的西藏,惡劣的石漠化在陽光下發出令人眩暈的白光,人與車在連綿的懸崖峭壁間穿梭,生活乃至生命依然危如累卵。

在武陵山片區、烏蒙山片區、滇黔桂石漠化片區三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中,農村房屋普遍以兩層為主,條件好的家庭有三四層;唯獨牛欄江流域,生活在貧困邊緣的人們依然很普遍,還有大量低矮的一層房子,而且房子體量也明顯偏小。

為水而戰,這是幾十年來牛欄江流域人們最艱苦卓絕的馬拉松戰鬥。人在懸崖高處,水在峽谷低處,守着江水卻喝不到水。

鬥古鎮中關村極度缺水,白花花的巨石中,稀稀疏疏地分佈着長不大的“老頭松”。村民找水的故事堪稱轟轟烈烈。有兩個村民組在崖頂,與牛欄江垂直落差上千米,去峽谷取水往返要兩三個小時。十年前,政府投入近30萬元建成五級提灌工程,一噸水僅電費就高達20多元。2015年以來,村民陸續修建700多口水窖,平均下來政府為每户人家補貼萬餘元。

石漠化後果之一是泥土極其珍貴。熊舉英兩個兒子十多年前才修房子,但還是簡陋的傳統夯土牆。為什麼不修磚房?大兒子無奈地説,不是不想,當時沒通路材料運不進來,連夯土牆用的泥巴都是花錢買的。

艱苦不算最可怕,危險和恐懼才是牛欄江最猙獰的面孔。在海拉,活着需要勇氣,活着就是勇氣。

海拉地形極其險峻,山高坡陡,河谷深切,令人望而生畏。海拉地表破碎,交通長期落後,民謠稱“大鴉小河邊,抬頭一線天。對面能講話,握手要半天”。

海拉一直是威寧全縣最窮的鄉鎮之一。1996年,海拉鄉人均年收入211元,有2073名適齡兒童失學,入學率僅38%。因為缺教室缺教師,孩子們要抓鬮入學,新聞報道後引起全國關注。這一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1926元,海拉人相當於十分之一。

今天的海拉哪裏最窮?一位幹部毫不猶豫地説,“文爐村,雖然十多年前就搬了出來,但是,除了房子,什麼都沒有。”二十多年來,大樹組130多户陸續因地質災害隱患從半山腰搬到山樑上。搬遷家庭幾乎都住在一層低矮的平房裏,大多數人家三間房,也有僅兩間房的情況。

曾修羣一家4口,一年下來收三四千斤玉米和萬把斤土豆,另外靠喂牛賣收入萬把塊錢。曾修兵一家10口,三間房不夠住,小廚房裏面還放着一張牀。家裏別無長物,連基本的電器都沒有,他摸摸客廳的電熱水壺説“就這個”。

村民騎摩托帶記者去看4公里外的土地。山路一直向懸崖下方俯衝,路中遍佈石塊或礫石,連拖拉機都無法出入,有些村民選擇徒步揹着東西上下。膽子大的村民開摩托,路外不是懸崖就是陡坡,而且光溜溜地沒有一棵樹可以遮擋,一旦衝出去後果不堪設想。

坡地懸掛在四五十度的山腰上,連馬也不敢過去。到了地裏才明白,為什麼説“石頭多,比雞蛋還大”。老寨子就在幾百米高的懸崖下方,頭頂上的巨石隨時可能滾落。何學華、何學橋兄弟倆還住在30多年前的夯土牆瓦房裏面,人畜混居,牲口關在院子內的天井中。

下老寨子時,先前帶路的村民説不敢下去,呼喊着讓山下的人上來接。而記者也猶豫,似乎步行更安全。片刻,一位小夥子騎着摩托轟鳴着爬上來了,到了山下才知道他還是一個讀初中的少年。

臨走時,一位婦女拎出一筐子煮好的雞蛋,村民們一再堅持要我們收下,説難得有“上頭的人”到這麼遠的地方看望他們。推辭不過,我們每人收下兩個雞蛋。同事問山下情況如何,我手捧着熱乎乎的雞蛋,村民的温暖、無能為力幫助他們的歉疚和事後的恐懼一起湧上心頭,忍不住放聲大哭。除了母親去世,二十多年來,我未曾想過會有如此情難自已的時候。

生活在牛欄江,特別是海拉,人們不會害怕嗎?在已經易地搬遷的移民那裏,我們得到了答案。勇氣不是天生的,只是習以為常,只有離開的人才會明白那種後怕。

5月18日,張小乖坐在縣城新家內講述海拉鄉草原村的生活。草原村的名字聽起來很美,但事實很殘酷。生活戰戰兢兢,只要下雨就必須隨時察看,山洪把擋土牆沖垮過好幾次,甚至雙手環抱那麼粗的核桃樹都倒了。

崔二蠻和整組村民從海拉鄉黑多村搬到縣城。他説,村後的懸崖垂直高度300米左右,特別是遇到下大雨,就怕岩石垮塌掉下來。他的妻子説,水泥、瓦片都被掉落的石頭打爛過,“魂都嚇沒了”。

社區幹部李興祥去過那裏,害怕得一晚上睡不着,第二天起來趕緊走了。他説,兩邊是大山,中間是河流,“山上岩石太可怕。如果垮下來,100台挖機都挖不出來(屍體)。”客廳裏的人們都笑了,對他們來説這是真正的安居工程,從此安然入睡。 


發自內心的感恩

一個英國傳教士塑造了石門坎神話,反過來,石門坎也塑造了一個英國傳教士的神話。這個傳教士就柏格理。尤其是在2010年前後,彼時中國輿論場呈現網絡狂歡的氣息,柏格理被推崇為高尚的志願者。

的確,當我終於踏上烏蒙山腹地中的石門坎那一刻,眺望連綿不斷的羣山,想象着柏格理如何靠兩條腿穿行在貧窮骯髒的苗寨時,心裏對柏格理訪貧問苦走羣眾路線的作風不能不充滿敬意。

然而,密切聯繫羣眾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今天的共產黨員沒理由會在這方面輸給柏格理。帶着疑問,我開始尋找答案,而事實沒有令人失望。

石門過去是真窮。1986年,貴州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303元,而石門鄉只有35元,也就是全省十分之一的水平,不能不心酸。有的村支部破敗不堪,連辦公室都沒有,還從教會手裏租借房間。

窮的後果,一方面基層組織沒有話語權,另一方面為宗教傳播提供了土壤。石門鄉下大力氣強化基層組織力量,把不能勝任脱貧攻堅需要的老村支書全換掉,由公職人員擔任的公派支書不但能力強而且迅速降低了支部的平均年齡。

2019年,石門鄉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56%,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到10782元,已略超全省平均水平。石門人的精氣神也變了,只要不下雨,每個村每週一都舉行升國旗儀式。新營苗寨不僅國旗在空中飄揚,而且家家門口還掛着小國旗。

團結村是石門鄉最邊遠的村寨,過去只有一尺多寬的羊腸小路,到鄉政府要翻4個山頭一共3個多小時。七裏衝村民組在懸崖之上,曾有好幾匹馬運材料時因失衡而跌死。

如今,政府為不願意搬遷的七裏衝苗寨專門新開闢一條造價高昂的公路,有一半人家買車;寨子外觀全部統一改造,沒有二層的則加建。小廣場的金色浮雕,鐫刻着苗家人怡然自得慶豐年的場景,畫面上方有一句話:“感恩祖國感恩黨,道路越走越寬廣。”

從基層走訪的情況來看,滇黔兩省交界區域受各方面條件制約,總體來説發展仍相對滯後。但是,老百姓對黨的政策和惠民效果很清楚。他們明白一個樸素的道理,在基礎設施等社會公共產品供給方面,離開政府幫助是辦不到的。

七裏衝村民楊光慶過去揹着老父親去彝良縣看病,回來時上山要走3個小時山路。4.4公里的新路修通後村民到鄉政府不到半小時,楊光慶説:“感謝共產黨,你再有錢也修不起這麼長的路。”

踏石朗村是七星關區陰底鄉的邊緣村落,水和路才修通不久。2012年這裏的“杈杈房”才被推倒重建,僅僅幾年後,有的人家又從石木結構升級為水泥房。

26歲的祝友宏和妻子在家撫養孩子,而處於壯年期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賺錢養家。祝友宏説,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脱不了貧。記者以為他只是客套,有意反問,怎麼講?他的回答是,“打工只能解決生活,沒有人有能力把路修通。”一個年輕的90後能有這樣的認識,令人刮目相看。

感恩是發自內心的,行走基層,很容易隨時隨地發現這一點。尤其是在沒有當地幹部陪同的情況下,村民們會用樸素的話語表達內心感受,相反,有的基層幹部反而喜歡像復讀機一樣機械地對羣眾重複着“感恩”這個詞。

“雞鳴三省”村55歲的村民申昭時,住房是政府幫助改造的,但他在通户路的路口樹了塊“感謝共產黨”的石碑。論錢,修房補助遠遠大於通户路,這是為什麼?原來,殘疾的妻子可以自己坐着輪椅出入,他可以外出打工,結束了被迫留在家裏背妻子上上下下的日子。一段幾十米的通户路,解放了一個家庭的丈夫,解放了一個社會勞動力。

48歲的葛傳俊,10多年前遇到智力殘障的妻子,如今兩個兒子一個讀五年級另一個剛2歲。在田壩鎮蘇嘎村,他還住在一層的平房,而其他村民大部分是兩層以上的鋼筋混凝土。房子雖然不怎麼樣,但大門上用毛筆方方正正寫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個字。

這個卑微的小人物,心裏裝着盛不下的家國情懷。他説,就像宣傳森林防火人人有責一樣,自己也應該宣傳黨的十八大提出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毫無疑問,脱貧攻堅戰也是對共產黨人的又一次精神洗禮,有不少基層幹部發出由衷的感慨。

有人説,入黨時雖然也知道中國共產黨偉大,但究竟怎麼偉大感受不到,當自己駐村之後才明白黨究竟有多偉大。

有人説,過去也下鄉,吃飯喝酒,現在不同了,要關心老百姓吃飯沒有。老百姓對變化都看在眼裏,稱讚“毛主席的隊伍又回來了”。 


圖為威寧小康馨區搬遷進城的孩子們在高興地玩滑板,幾乎在每個安置點,孩子們總是對進城最滿意的羣體。.png

圖為威寧小康馨區搬遷進城的孩子們在高興地玩滑板,幾乎在每個安置點,孩子們總是對進城最滿意的羣體


告別極端

黔西北復樂園的故事,不僅僅是簡單的脱貧故事,也是一個人與自然如何共生的哲學命題。

在大量翻看黔西北舊日報道以及實地行走中,黔西北人和大地相處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思考。無論是過去“開荒開到天”,還是現在“種樹種到天”,黔西北人透着一股狠勁,這股狠勁是一把能帶來幸福也能造成創傷的雙刃劍。

黔西北並不是一直都窮,也不是所有地方一律都窮。黔西北有礦有煤,這是綿延數百年的工業記憶。

威寧是蜀身毒道的必經之地,可謂貴州全省唯一最早開放窗口,晚清時期因開發鉛礦成為全國工業重鎮達到巔峯。滇黔交界處是有名的有色金屬富礦,這裏成為帝國金融的原料中心,無數從地下挖掘出來的鉛、銅、銀源源不斷地運往都城北京。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威寧一直是農業標兵,“種地種到邊,開荒開到天”。墾殖過度的後果就是嚴重的水土流失,上世紀90年代初期,威寧水土流失面積達4450.1平方公里,佔土地總面積的七成。

赫章也是全省最窮的縣之一,但它曾經闊過,90年代鉛鋅礦土法冶煉遍地生煙,濃煙蔽日。媽姑鎮成為聲名遠揚的土法冶煉集中點,當時,農民不務正業十指不沾泥,每天隨便撿礦渣賣都比種地收入高。赫章因此而過了一小段時間的好日子,財大氣粗,最早成批地安裝程控電話。

事實上,迴歸黔西北開發史,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工業還是農業都留下了一個共同的教訓—破壞生態環境。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面對大自然的懲罰,有識之士就憂心忡忡提出要反思。1988年畢節試驗區建立之前,全市陷入“越窮越生、越生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全市六成國土面積存在水土流失,森林覆蓋率僅14.94%。

令人欣慰的是,記者沿黔西北外圍走訪一路發現,雖然森林質量還有改善的空間,但各地曾經荒蕪的山頭都綠起來了,或者是蒼翠欲滴的樹林,或者是綠野無邊的草原。

威寧林業局辦公室主任寧選爭介紹,退耕還林之前,威寧森林覆蓋率為18%,如今已經提高到45.1%。換句話説,20年來,森林面積翻了一番有餘。威寧探索了高海拔地區“雨季造林”的模式,高原湖泊草海的修復,更是成為國內外廣泛宣傳的成功樣板。

60歲的汪牛兒,在媽姑鎮水塘村800多畝華山松樹林裏放牛,他説,退耕還林後“地少點,但收入還是增長,越來越好”。

30年前的海雀村風沙肆虐,如今,全村森林覆蓋率從1987年的5%上升到2017年的82.5%。村裏的老井,曾乾枯幾十年,奇蹟般地恢復了一汪碧水。駐村幹部給我講了一個細節,有村民在老村支書文朝榮去世前問他,種了那麼多樹得到了什麼?文朝榮説:“水回來了。”

有人説,畢節試驗區跳出了惡性循環的怪圈。然而,這種聲音忽略了一個背景,多達三四百萬的畢節人外流務工,他們在沿海或者其他地區養活一家人。一旦經濟震盪,他們不得不回到家鄉,如何確保他們不會重走折騰大地的老路?

生態文明被視為人類超越舊文明的新階段,2016年貴州成為全國第一批生態文明試驗區,綠色發展成為新的方向。這一次,歷史將黔西北推到新的路口,擺脱極端,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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